|手机客户端在商业中，策略是什么？什么都要做，这不是策略。策略是你不要做什么，重点要做什么。在这一点上，商业和公益慈善是相通的。现在，我们需要对策略多一些讨论
张亮:香港赛马会慈善及社区事务执行总监
撰文：白筱
来源：《中国慈善家》7月刊
策略是前提
《中国慈善家》：香港赛马会发展慈善事业已有百年历史，经历过一些重要的阶段，比如开办初期对社会进行一些传统形式的捐助，到1950年代末，设立香港赛马会（慈善）有限公司，专业化管理捐款事务，1993年，又成立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几次重要转变跟香港社会发展有何关联？
张亮：香港赛马会历史超过130年了，从设立第一天起，它就不是一个营利机构。它的运作模式很独特，不是政府，实际意义上又不是商业，也不是NGO，同时不属学界。但它与这几个界别的关系非常深厚。香港赛马会透过独特的营运模式，结合赛马运动、体育娱乐及规范化的合法博彩，将收益转化为税收及慈善捐献，惠及香港各个阶层。
慈善方面，我们能查到的，香港赛马会在101年前，也就是1915年，就发生过一笔捐赠。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赛马会的捐赠主要是诊所、公共游泳池，当时因为大量内地人口迁入，使得香港人口在10年间翻了几番，从几十万人，变成一两百万人。可以想象，这一过程中政府没办法做到所有的事情，于是香港赛马会通过慈善方式希望尽量补充，捐赠主要投入到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到了七八十年代，政府对社会已经照顾得相当齐全，香港赛马会就开始慢慢转移它的捐赠方向和目标，关注更多和人们生活有关系的地方。
《中国慈善家》：香港赛马会近两年来资助支出突增，2014年以前，年资助额维持在20亿港元以内，2014年则达到36亿港元，2015年更是超过38亿港元，这一变化又意味着什么？ 张亮：最近两三年，香港赛马会主席叶锡安博士和董事们推动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进行策略性研究，启动了一个重要转变。我们认为“策略”尤其重要，我们更注重如何用策略带动慈善捐款使之取得更好的成果。
从2005年到2014年的10年间，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对硬件捐赠投入相对较大，硬件捐赠占80%，另外20%是一些所谓“软件”的捐赠，包括公众教育项目及活动等。近两三年，我们将60%捐赠投入到了软件方面，40%给硬件。也就是说，增加的绝大部分资金捐助，都投入到了软件方面。
在关注领域的侧重上，我们也有了新的调整。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关注青年、老人、教育、医疗、环保等共十个范畴，在这十个范畴中，有三个是特别契合现在香港社会发展需要的，我们希望更加主动一点。一个是青少年群体，还有就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以及体育活动的鼓励和普及。这正是源于对“策略”的重视。
《中国慈善家》：能否以项目为例，谈谈策略形成过程中要考虑哪些层面的问题？
张亮：和任何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做策略没有分别，需要先了解何为问题，症结在何处。比如人口老龄化问题，我们先去研究香港面对的挑战是什么。香港一共700多万人口，65岁以上（含65岁）人口有100万人，这样发展下去，2040年左右，香港三分之一人口超过65岁，经济增长自然会相对放缓，同时，社会服务成本肯定也会增加。按现有服务水平，这是很大的一个缺口，没有谁能拿出那么多钱，政府也没有这种能力。
以何种角度参与解决呢？可以再做进一步研究。每个人都有一条生命活动曲线，从出生，到身体各项机能达到顶峰，再到慢慢衰弱，最后死去。在这个过程中，能独立生存的一段我们姑且叫它“独力线”吧。有的人可能58岁就丧失独立行动能力，有的人可能到98岁才发生，然后依靠政府或其他人照顾。但我们同时看到世界的一些研究报告，一个人如果年轻时越健康，非独立生活的年份会越短。澳洲一项女性研究发现，生命总长度可能差不多，但年轻时健康的女性，相对独立生活的时间会延长14年。这对个人生命的意义有多大？就算轮椅是免费的，我也不愿意坐。同时，对社会成本也是巨大的节省。
《中国慈善家》：找到症结后，如何进一步解决问题？香港政府对社会服务的资源投入方式和侧重是否也会被考虑在内？
张亮：香港政府对社会服务的资源投入，85%我们称之为“线下投资”，政府资源放在医院、安老院，这很正常。我们不需要跟政府重复，政府关注“线下”的问题，那我们就投入大量的资源到“线上”，用以补缺。
我们考虑老年人相关问题的时候，希望香港老人家更健康、更快乐。我们将精力放在四个方面：一是预防性的健康管理；二是要让他生活有意义，没事可做不行；第三，提供精神需求方面的补给。有数据说，香港老年人自杀率是最高的，精神压力很大。第四点，跨代共融。在英国脱欧以后，这几乎成为世界问题了，各个年龄段投票曲线很不一样。
从慈善信托基金来讲，我们研究政府在做什么，世界在做什么，我们请社会各界的人参与进来，了解老年人的需求，通过研究产生策略。短时期未必见效果，三五年以后，效果就会很明显。 创新带来高效
《中国慈善家》：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资助社会团体总数超过千家，除了在政府福利之外补缺，是否也能在政策层面发挥影响？具体到项目，会把这一目标考虑在内么？
张亮：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算是资源很多的，全世界排第六（编者注：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及伦敦财经报章合作制订的“世界慈善指数2015”中位列第六），作为一个城市的机构来说，这已经相当不得了了。但任何一个慈善基金，它的资源和政府都没法比。我们去年捐了38.7亿元港币，已经是很多钱了，然而，香港2015－2016年教育预算总开支约800亿港币，赛马会捐三十几个亿还要分青年、老人、教育、医疗、环保、体育等等10个范畴来投入，政府的800亿都投入给教育，没得比。所以，做慈善要搞清楚，你没法取代政府福利，但我们可以做创新，我们把这些经验做好以后，可以跟政府有一个互动和好的分享。
选择项目时，我们重点考虑三个方面。第一，让人受惠。第二，项目过程中要产生经验，让其他机构得到参考。第三，项目要有咨询委员会，要通过深入研究，有所创新，起到波动作用。关于创新，我们也重点关注三个方面。其一，服务模式的创新。其二，现代科技在公益慈善领域的应用。其三，在创新的同时，我们还看重培育创新来源。
《中国慈善家》：不同项目可能存在不同的服务模式创新，对于现代科技在公益慈善领域的应用，不知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是否已经有了一些成熟经验？
张亮：现在社会上总是讲Bio Tech（Biotechnology，生物科技）、Fintech（Financial Technology 金融科技），为何讲得大家眉飞色舞很开心？因为用这些能赚到很多钱。但很少人讲Social Technology（社会科技），用科技解决社会问题。我们觉得，其实这里空间很大，有大把科技可以应用。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去年做了一个很有趣的项目。
滴滴打车、Uber大家都了解，这个概念，被大家称为Sharing Economy（分享经济）。概念很简单，把社会上多余资源放到平台上，信息透明化，供大家使用，同时提供评价系统。去年，我们开始把它用在志工方面。比如，一个普通人做志工很麻烦，首先你要解决选择哪一个机构的问题，很多时候，你去参与社会工作，做之前可能要先等一个小时，然后做一点事情，又等一个小时，效率很低。等回到机构，发现一杯水都没留给你，组织安排等工作做得不太充分。反过来，从志愿团体的角度去找志工，也很困难，找几个可以，找几十、几百个人很不容易。找几百个人过来，这些人是否适合做相关的工作也不清楚，未知因素太多。这些都严重拉低了效率。
我们现在正推行一个名为Social Career（社职）的平台系统，与滴滴打车的概念是一样的，志工和志愿团体都可以来登记和互相评价。比如我是一个退休会计师，我的长项并非打扫房间，但我很愿意来机构做你的义务会计师，这对机构来说是很好的事情，也更能满足个人意愿使其发挥长处。
另外，我们在功能上增加企业管理。企业做社会服务，需要管理自己企业的志工，要做成果总结报告，可能还要聘专职人员来做，这给企业增加了不少负担。我们的平台就提供对应功能服务。对于企业来说，它可能付一个年费，就可以用这个平台管理自己的员工志工，企业参加多少小时社会服务，做了什么项目，可以以此来总结成果。这是将商业上一些已有技术用在社会服务层面，是第二类我们对创新的理解。 《中国慈善家》：关于培育创新来源，具体形式是否是培养一些社会企业家？ 张亮：我们资助了一些机构，比如香港科技园，他们找来法国一家创新公司，帮助中学生，帮助一些社会企业家，主要是培训。另外我们还资助香港青年协会，他们用很便宜的价格租一层楼，做成一个聚脚点一样的空间，鼓励社会企业家和社会创新，鼓励多一点的年轻人用创新方式解决社会问题。但赛马会并没有直接投资社会企业，因为已经有好多人在做了。
我所说的“培育创新来源”还包括什么呢？比如我们有一个项目是教香港小孩子编程，这方面新加坡做得比较早，2014年便启动了类似工作，我们则从2016年开始。我们要做的，不只是教教小孩子而已，而是要同时培养大学生，看上去不相干，但长远看来，这更重要。香港85%的小学老师都是教育大学毕业的学生，如果不把后面的老师教懂，事情没法进一步推进。当然，在这些培育创新来源的项目中，还有更多细致的工作要处理，比如专家介入、国际知名大学的参与、培育群体的细分、顾问公司跟踪调研并随时调整项目方案等等。
在创新的基础上，我们还建立项目的咨询委员会，成员包括香港教育局的常任秘书长等各界人士。我们希望能先于政府去做实验，为其他个人、机构提供经验的同时，给政府工作提供样本。 国际性慈善论坛缺少亚洲声音
《中国慈善家》：邓小平向撒切尔夫人解释一国两制构想时曾说，香港回归后“股照炒、舞照跳、马照跑”，足见赛马运动对港人的重要性。香港赛马会机构庞大，资源多，与政界、商界、学界、社会组织关系都很密切，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平台优势？
张亮：很多社会问题必须要跨界别合作才能做。我个人希望越来越多的慈善信托基金、基金会等等机构能以更开放的视角去看问题。捐钱是一回事，你的平台、你的Knowledge（知识）很重要。 《中国慈善家》：香港是国际化城市，信息、资源丰富多样，同时又高度融合，在中外公益慈善经验交流方面有很大优势。当下，中国更多的是向西方国家学习公益慈善经验，在国际上似乎少有表达。 张亮：我在欧洲和美国参与过一些国际性的慈善论坛，发现了一些问题。美国、欧洲论坛基本上没有亚洲参加，亚洲的观点在国际慈善界是不存在的，没有声音。我们认为，跟国际的交流沟通很重要，同时，有一些亚洲的声音本身也很重要，要有一定的平衡。
慈善和商业有不同之处，对于商业，似乎能赚钱就是王道，做慈善，每个人出发点不同，角度不同，我个人认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成功模式。不是一个模式成功了，它就要称霸武林，好像只有这个模式才对。做慈善的人，胸襟是不一样的，把钱拿出来，同时可以把经验拿出来。
今年9月22日到23日，我们将在香港举办首届“慈善共创 都市聚焦”国际慈善论坛。我们想通过论坛，让大家可以更开放一些，多做一些交流和沟通。 《中国慈善家》：为何主题是“都市聚焦”？ 张亮：这是我们观察国际慈善论坛的另一个重要发现。很多国际论坛的议题都是在讲非洲、讲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很少讲城市的挑战。事实上，全球大量人口生活在城市，城市也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我们看亚洲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政治也好，经济也好，最大最集中的推动力，是城镇化，尤其是中国，过去三十年数以亿计的人从乡村移到城镇，这里面，带来很多机遇和挑战，而且是新的挑战，同时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如何来面对或应对？大家都应该来讨论，不同的界别可以有不同角度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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