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客户端天津赛马会开始于英租界，美其名曰“锻炼身体，改良马种，繁荣市面”，实际上是一个公开的大赌场，也是帝国主义掠夺财富的工具。天津赛马会在初期并不发达，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连年混战，前清遗老、下野军阀、巨商劣绅纷纷逃进租界，甘受外人保护，购置房地产，筑高等公寓。在十多年中租界大为兴盛，人口激增。
他们在中国各地搜刮的民脂民膏，在租界内尽情享受，纨袴子弟挥金如土，英商赛马场因此业务迅速发达。后华商赛马会相继出现，但营业终不如英商。及至七七事变后，日伪势力垄断赛马会，日本人则以马会所得，购买军用物资，以支持其侵略战争。
天津赛马会的变迁
英商赛马会建立最早，据有关史料记载，早在1863年，即英租界开辟不久，就举行了第一次赛马会，地点在海光寺一带。后来由于该赛马场被洪水淹没，又改在英租界沿河坝道（今台儿庄路）、海大道（今大沽路）一带环绕举行竞赛。1876年，在美国兵营附近，又临时开辟了一个赛马场。
1886年，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英籍德人），通过直隶总督李鸿章攫取了坐落在佟楼以南的养心园大片土地（今遵义道一带），由于德璀琳同时也是赛马会的负责人，因此在养心园附近又强占了约二百亩的土地，筹建新的赛马场。赛马场刚刚建起，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放火烧了赛马场的看台。
八国联军侵占天津以后，在联军炮厂有一个名叫施就的工程师，是个有赛马癖的人，他便在海大道张氏坟地附近（今大沽路副食品商场），圈地搭席棚，搞了个简陋的赛马场。后来，施就又与德璀琳合作，重建佟楼以南的那个赛马场。从1901年开始修建，初具雏形即开始赛马业务，全部建成后，命名为天津英商赛马会（地点即今之工业展览馆一带），在英国政府立案。
当时在英租界中街（今解放北路）有一个英国球房（即现人大常委会），系英商会组织的俱乐部，内部设备极为华丽，计有网球、台球、餐厅、浴室等，为英商议事集会之所。赛马会成立后，英商会负责人又多加入赛马会，并为娱乐聚集方便，在赛马场旁建立乡谊会（即现在干部俱乐部），亦由赛马会领导。会员人会每月缴会费二十五元，可随时出入马会及享受一切优待。
当时英商赛马会所在地，不属于英租界，英国为了推行其不断扩张的阴谋，乃由马会出资，由英租界至马场修建一条马路，成为现在的马场道。初建马路时还由中国警察站岗，由于军阀内战，英商贿赂当局逐步改为英租界巡捕站岗，无形中成为英租界的一部分。1925年北洋政府直隶交涉署正式承认了英租界扩大的区域。
英商马会成立时声称股金二十五万元，后因资金不足，又由上海汇丰银行投资六十万元，成立董事会，董事有施就、好屋司、狄更生，外加英商瑞隆洋行总经理贝特，美古绅洋行总经理钱木司及戴维斯等七人，聘请英国领事为名誉董事长，并聘请买办吴调卿之子吴颂平为名誉董事，好屋司兼任秘书。
1927年，汉口、九江的英租界被我国人民强制接收，天津英商大为震惊。为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吸收一些中国人担任董事，如庄乐峰（美商胜家公司买办）、郑正扬（太古洋行买办）、梁惠吾（怡和洋行买办）、卢箓（天津特一区主任）及黄宗法、杨豹灵、陈祝龄等。但实权仍操在英商手中。
1933年好屋司病故，由其子小好屋司接充董事和秘书职务。施就辞职，也由其子小施就继任。子承父业，继续把持马会职权。会内一切事项统由英国人包办。马主人、骑马师均系英籍。英国马会初成立时禁止华人入内，后华商赛马会成立，方开放华人购门票入场，观看赛马及购马票。
营业大行扩张以后，关于出售马票、付奖、核算、食堂及承印马票、马书等，均由英商平和、瑞隆、保禄等洋行包办，再转包给华人买办。马场为椭圆形，周围五里，有看台三座，分别为：会员及来宾看台（第一看台），离赛马决胜点输赢杆最近，在公证亭上方，地位最佳；特别看台（第二看台），接近第一看台，须购三元一张的人场券方可人内；普通看台（第三看台），离输赢杆较远，入场券一元。各场入口均有印度巡捕站岗验证券，管理非常严格。
华商赛马会相继出现
英商赛马会成立后，营业兴旺，利润很大，在津政客、官僚、买办、富商们，看到这是一条发财致富的捷径，当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当时就有李宣威（号律阁，系北洋财政总长王克敏的亲信，做过财政部挂名顾问）、丁振芝（天津警察厅督察长）、丁履芝（在英租界工部局任职）、苏守愚等人，策划组织华商赛马会，拉拢吴光新（曾任北洋陆军总长）、张弧（曾任北洋财政总长）作为发起人。经过一番奔走之后，筹集了股款三十万元，在直隶省天津警察厅立案，成立天津赛马会有限股份公司。
在南开（今玻璃纤维厂地址）购买大片土地，动工修建，于1920年竣工，正式开始赛马。成立董事会，以吴光新为董事长，丁履芝、丁振芝、陈谊荪、李组才、李组绅、李律阁、苏守愚等为董事，并聘请蔡绍基（曾任天津海关道）为名誉董事长。秘书一职由吴光新族人吴篠聿充任。董事多系资本家和洋行买办。
华商赛马会的办公地点设在泰安俱乐部，地点在现今河北路泰安里口。该俱乐部由蔡绍基儿子蔡国葆经营，专以赌博为业，是一个高级赌场，一些下野的军阀官僚经常麋集于此。开赛初期，由于购地等开销过多，而信用不及英商，大有不支之势。于是李律阁拉拢朝鲜人朴维善（以倒卖房产为业，泰安俱乐部赌友）进入马会，投资股款五万元及借给马会五万元，并以充任秘书职务为条件，而李律阁也乘机夺取了董事长宝座，独揽大权。1928年9月崔廷献任天津市长，对马会征印花税、娱乐税、营业税等，名目繁多，税率到百分之七。
马会方面以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办法，提高马票抽头金额，由45%提高到20%、25%,并巧立名目，如慈善赛、华英合赛答，增加开赛日期。当时天津国民党市党部常委于纪梦、莫子镇等，呼吁取缔赛马会，实际上是不愿叫崔廷献独吞，要分一杯。李律阁等当然明白其中奥秘，只好予以应酬，因而不得不一再提高抽头比例，以致马票得胜马奖金越来越少，营业逐渐衰落。在华商赛马会初创时，骑马师缺乏，不得不从上海聘请，后来天津才产生一批骑马师。
由于天津华商赛马会不能与英商赛马会对抗，李律阁等欲以日本人势力相抗衡，拉拢日本人内山春吉（自称李律阁兄弟，人称李内山、李三爷），商议成立万国赛马会，由苏守愚、蔡国葆、内山春吉、朴维善等为发起人。万国赛马会的股款定额为一百万元，实际上由日本东兴公司投资六十万元作为基金，其他四十万元作为发起人的干股。
在筹备过程中，由于有的发起人侵占股款移作别用，以致在购买东局子场地时，现金股款已耗费殆尽，李律阁乃将马场地契为抵押向天津保商银行借款三十四万元。建筑工程由基泰公司承包，日本东兴公司派代表高木洁、山本忠太郎参预其事，这是日本渗入天津马会的开始。当时因场址低洼，一片汪洋，排水费用浩大，工程及半又无法进行。为了筹集资金，李律阁等以万国赛马会名义，借华商赛马会场址先行开赛，筹措建筑费用。1932年秋季万国赛马会的东局子工程完成，立即正式开张赛马。
1935年，天津还出现了一个走马赛车会，发起人是上海兴业银行总经理陆锡侯（上海人）。陆曾因违法经营被法院监禁，出狱后来天津，筹集资金，倡办走马赛车会。所谓走马赛车，就是比赛时由一马拉车，车上坐一马师，持鞭赶马竞赛；为了防止马的奔驰，用长绳将马前两腿和后一腿束缚起来，形成两足竞走，奔驰不起来，因此叫做走马赛车。每日下午六时后开赛，逢星期日或假日加赛两场。后来由于日本侵华形势紧张，人心不安，市面紊乱，该会营业日见衰落，开赛年余即行停止，所有马匹售与当时天津保安司令商震。陆锡侯借此发了一笔财后，又返回上海。
日伪操纵的赛马俱乐部及接管英商赛马会
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天津，华商赛马会及万国赛马会均停止活动，后即宣告结束。日本侵占初期，在潘毓桂任伪市长、柴山兼四郎为日本特务机关长时，前万国赛马会东兴公司代理人高木洁和山本忠太郎曾多次申请敌伪机关，要求恢复万国赛马会。因沦陷初期日本当局控制日本人来华投资，故未获准。到1939年天津大水后，当时伪市长温世珍与日本特务机关长浅海喜久雄商定，成立天津赛马俱乐部，由中日双方合办，实际上日方并未投资，系由天津市民银行借款成立。
日伪双方的俱乐部成员委方若（伪市署参事）任理事长，中条浩造（日本内外化学株式会社支配人）任副理事长，山本忠太郎（东兴公司代表）、朱有济（前财政次长）任常务理事，高木洁（东兴公司代表）、王静涵（曹汝霖内弟）为监事，顾公峻任秘书，内山春吉、张同礼、李大星为赛马顾问，朱世新为公证人。其他职员多系原华商和万国赛马会的旧人。该赛马俱乐部于1941年在东局子万国马场原址开始正式赛马，有少数朝鲜和日本骑师参加。天津赛马俱乐部完全由日本特务机关控制，具体业务系中条和山本负责，收入交伪市署纳税后，盈余由日方特务机关支配。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天津日本驻军进驻租界。当时英租界由日本极部队占领，名为极管区，方若任伪区长。天津英国赛马会由天津赛马俱乐部接收，马会旁的乡谊俱乐部改为国际俱乐部，中国人都可加入为会员，由日方直接领导，与赛马会分开了。
不久，天津赛马俱乐部改组为华北赛马会天津支部，由北京日本兴亚院派吉田七郎（人称吉田博士）来津，确定蔡国葆任支部长，由日本农林省派佐藤为副支部长，盐渊为总务部长，顾公峻、山本、李大星、内山春吉、朱世新等在支部任职，其他职员多由日本人充任，并由日本调来大批骑马师和中国骑马师参加赛马。赛马支部一切事务和收益均由兴亚院分配。
1944年，日本侵略军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节节败退，日本兴亚院将在天津赛马支部的日本人大部撤走回国，业务交由中国人自己办理，但仍由华北赛马协会派副理事长三野友吉（曾任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来津指挥，蔡国葆留任支部长，其他职员由蔡国葆推荐，总务科长系由北京派来的。收入交伪实业部。1945年秋，日本投降，赛马会即停止活动。
结语
不久，国民党接收天津，由张廷谔任市长，天津赛马支部即由市府财政局接收。国民党时期因通货膨胀，物价一日数变，赛马会已不可能成立，从此天津的赛马历史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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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赛马会69年的沉浮史：从1876年开
